他也作了一点让步

2018-10-10 16:08

朱厚泽担任部长以后,试图把中宣部逐渐变成思想解放部。朱厚泽的这种努力注定他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悲剧角色。他向我谈了这一段经历。

3月8日参加音乐家座谈会时,我拉上了周巍峙、高占祥一起去的,我是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一个食堂里讲的话,提到要为文艺工作建立宽松的环境。第二天在出版工作会议上我讲到对待知识分子要宽容、宽厚。

从北戴河回北京,我又乘耀邦的专列。胡启立、田纪云也在其中。耀邦让我们到他那边去。胡耀邦对田纪云说:中央两大综合部门,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,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。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(指把我调来换下了邓力群),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,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。当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。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,你放权他就收。胡耀邦对计委不满意。两年以后我想起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: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,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。

到了北戴河,每天上午开会,下午游泳。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。在讨论意识形态时,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。姚依林说: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。事先没有让我发言,我也没有准备发言。到了11点半,快散会了。胡耀邦说:朱厚泽,宣传部长,你也讲一讲嘛!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面前。我没办法,只讲了十来分钟。我说的大概意思是,我长期在地方工作,对上面情况不了解。从地方实际工作看,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,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。没想到,我这个发言,反应很强烈。杨尚昆说:是个思想家呀。邓力群不吭气。

本文摘自:《炎黄春秋》2012年05期,作者:杨继绳,原题为:《追忆朱厚泽》,本文系节选

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静之后,我拿着唐先生的信,到万寿路朱厚泽家里拜望,从此开始了十多年交往。我叫他老朱,别人叫他朱部长。我说:你已经不是部长了,为什么还叫你部长?他满脸无奈地说:有什么办法?职务是掌权的人给的,可以赐予,也可以褫夺,很多人却认为叫职务是尊重,我不以为然。可能是看唐宝心先生的信,他对我很信任,谈话毫无保留。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时,他说:过去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,又是信仰,这是很荒唐的。信仰应当是坚定的,而科学必须扬弃,这两方面怎么能统一在一个主体上?这句话使我豁然开朗。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总是比众人高出一筹。有些言论如黑夜中的电光石火,给人以震撼和光亮。他要言不繁,直指问题的核心和要害。朱厚泽不是理论工作者,多年从事重要领导工作。即使在领导岗位上他也是看书的,1987年以后,他有了更多的看书时间。他家藏书丰富,由于书太多,在这栋楼的另一个单元找了间房子当作书库。他的真知灼见不仅仅来自书本,更多是在他丰富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思考和顿悟。在他家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形势,谈政治,谈学问,谈起来常常忘了时间。外面有什么会,他总是告诉召集人:别忘了通知杨继绳。他虽然丢了官,还有部长的车。到外面开会,我可以搭便车(搭他的便车的还有孙长江),会后,他总是叮嘱司机李国庆把我送回家。

是的,1986年政治形势诡谲。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在较量,在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滚滚。这种情况是不能放火的。但他不消极等待,而是采取了特有的开拓方式。朱厚泽介绍说:

2010年5月9日凌晨,朱厚泽在北京医院逝世,到现在已经两年了。在这两年间,朋友相聚,时常谈起朱厚泽的人品和学识。他是实践家,更是思想家,他是中国当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之一。朋友们深深感到,他的离世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损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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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对启立说:写报告今年不能搞。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。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。

我在一系列会上多次讲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,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,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,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,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。和谐的气氛、协调的气氛、宽松的环境。最后形成了宽松、宽容、宽厚的三宽思想。

邓力群认为:由于三宽方针,导致和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。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,乱得不得了。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。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。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发火了。乔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,急忙对我说:厚泽,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。

我到北京被安排在厂桥中办招待所。当晚,就让我到胡耀邦去北戴河的专列上。我上车见了胡耀邦。他说:已经来了,宣传部怎么搞?我长期在地方工作,对他的提问没有准备,只好回答:无从谈起。胡耀邦说: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。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议。

朱厚泽在政治夹缝中努力挤出三宽,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丝暖意。三宽虽然被夹缝挤杀,却永远留在知识分子的记忆中。

唐先生给我讲了朱厚泽上清华中学时的一个故事。那一年贵阳市举行中学生演讲比赛,朱厚泽的演讲题目是我想当官。在演讲中,他先批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、昏聩、无能,然后说,如果我当了官,我会做什么,做什么。他说要做的事都是针对时弊的,是百姓渴望的。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,获得了全市一等奖。听了唐先生这个故事,我得知朱厚泽少年就有治国平天下的壮志,也佩服当年评奖者的胆识。今天的中国评委会多如牛毛,哪一个评委会敢把激烈批评当局的演讲评为一等奖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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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厚泽说胡耀邦被计委的人解决了,是指胡耀邦下台,主持计委工作的人起了重要作用。

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?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,西一个地方讲一点。在上海,在天津,3月8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,3月9日在出版工作协会上,4月4日在光明日报社,4月21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,4月22日,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,5月2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,在文化厅局长会上,我都讲我的看法。就是不开全国会议,不写报告。我在下面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。用渗透的办法向下面讲我的观点。

这些讲话,《文艺报》发表过,1986年7月15日和8月11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也发过。新华社对这些讲话没有发表过,穆青按兵不动。我在上海讲话时,新华社一位女记者写了一篇稿子,送给我审,我压下了,没让发。

和朱厚泽交往的十几年,正是我撰写《邓小平时代》、《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》、《墓碑:中国1958-1962年大饥荒纪实》等著作的时候。他十分赞赏我的工作。他多次说,要还历史真相,要留下真实的历史。他对我说: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,是一个愚蠢的民族;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,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;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,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;一个有计划地、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、忘记历史的国家,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。后在他在《炎黄春秋》的一次会上也讲了这段话,从而被广泛传播。我写这几本书不仅得到了他的支持,还从他那里吸取了很多思想。

我和朱厚泽相识是唐宝心先生介绍的。唐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,抗战时期在贵阳参与创办清华中学,任校长。1980年代,唐先生是天津师范大学荣休教授,是清华大学天津校友会会长。1989年初,他得知我已从新华社天津分社调新华社总社工作,就对我说:你到北京工作,我给你介绍一个人,从他现在的处境来看,不可能在仕途上对你有什么帮助,但他对你的思想一定有很大的帮助。他说的是朱厚泽。

胡耀邦问我:你来了半年了,有什么反映?我说:反映就是没有什么动静。胡耀邦还让胡启立、王兆国给我带话:大胆一点,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,我们大家支持你。放手工作嘛!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,中央讨论通过后,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。当时的情况是,最上一层有老同志;老同志下面是胡、赵;日常工作是书记处,开始是习仲勋,后来是胡启立;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;在书记处中,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;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。我是第六层,六层夹塞。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,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。他太天真了。我不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,一摆就要吵架,他也不可能支持我。如果在中央会上有分歧,我就不能在下面讲我的看法了。

1986年1月3日,在上海看望电影创作会议的艺术家时,发表了即席讲话。我讲了政治思想工作要摆清事实,摆明道理,疏导思想上有疑问的同志。我讲了党委和大学生之间要经常交往、交流、交心,互相理解,建立真诚的、互相信任的关系。

我问老朱:你讲三宽,如何与四项基本原则协调?他说,我是这样讲的: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反自由化,这是一个政治概念,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。文艺创作,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,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,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。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,讲的是政治方向、政治目标、政治道路。所以,我们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,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,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,有人说我把四项基本原则架空了。黄菊向中央问朱厚泽讲的对不对,向中央报告没有。胡启立说他跟中央报告了的,讲的是好的,其实我没有报告,胡启立主动为我承担了责任。不过,他也作了一点让步,在讲话中把宽松、和谐改为团结、和谐。

朱厚泽说,1985年8月,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,接替邓力群(邓调中央书记处,分管意识形态),由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。锦涛到贵阳,我对他说: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,我陪你往下走,一边走,一边看,一边听,一边议论。他说很好。陪同我们二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。他们两人有事就回去,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。我们向西、向南,经毕节、六盘水、黔西南、黔南。每到一处停下来,由地、县委汇报。到了黔南的罗甸,中央打电话,让我速去北京,参加北戴河会议。